洲崎周一[2]

分享

中日友好需要千千万万个池田大作 2/4
《东方新报》 第859期 2012年7月19日

专访池田大作中文传译员、创价学会翻译局局长 洲崎周一
记者:王尔德、远藤英湖

东方新报:

那你又是怎么开始做池田大作先生的翻译的。

洲崎:

当时70年代,在日本要找不到几个会讲中文的,要找一个能懂得中文和日文的人更是难上加难。虽然那时候是中日邦交已经恢复,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却多是政府公派人员,通过个人来日本的几乎没有。

1972年以后,因为周总理的关照,总理此前就听说池田先生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中日友好和恢复邦交曾经提到过倡议。因此周总理很早就通过使馆邀请池田先生,希望他能够访华。此前我根本没有去过大陆,在1972年之前香港人看大陆觉得还很混乱,大陆也很封闭,从香港根本无法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

当时中日邦交之初,一些来自中国的消息才逐渐被我听到。比如中国首个青年代表团访日等,这是当时在日本我听到的最初的中国新闻。

1974年我大一的时候池田先生访问香港,作为池田先生的学生我也随团去了香港,那是他第一次访问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有很多与香港人见面的机会他让我当翻译,之后在香港又开了一场东南亚创价学会大会,我担任会场其中部分的翻译。

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翻译经验,但池田先生很培养年轻人,放手让我去做,令我很感动。在他要回日本的时候,他把我叫到身边,说今年要去中国,想带我去做团的翻译。这对我来说,是个异常突然的消息,根本没有准备。因为我一直在香港长大,只会广东话和英语,但是对于普通话却是一窍不通。

池田先生问我,普通话和广东话到底有多大差距,我说真的很不同,普通话和广东话就像两种语言。池田先生很遗憾,他希望今后去中国的时候我给他做翻译。他的话使我动了心,我从此开始拼命学习普通话。在我个人也越来越觉得中日恢复邦交后,中日之间最需要的不是广东话而是普通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把普通话学好。

那时候中日刚刚恢复邦交,在日本很难找到有关中文的学习教材,当时在日本唯一能找到的中文材料,就是一些早几个月的人民日报,那是我当时唯一的中文教材。我就是通过这些材料开始接触中文的。

到了1978年,池田先生第四次访华,我终于随行去做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也是第一次用普通话做翻译,也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很多领导人。

外交从无到有,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人情

东方新报: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在这一年成功拨乱反正,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且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一次您随池田先生访问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洲崎:

那是1978年的9月,我们去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最后到了北京。那时候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像十几年前的香港,很怀旧。我们是晚上到上海的,从机场往市内走的时候,我看到城市里有很多林荫大树,但整个城市没有什么文化娱乐,黑漆漆的,也没有什么亮光。另外,苏州,无锡、南京这些城市,我此前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气息。

那是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多中国的领导。1978年的时候,中国国内还比较保守,不接受外国翻译在会见领导人的时候直接当翻译,我只是作为旁观者坐在现场陪同出席。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池田先生的是李先念副总理,他与池田先生谈了很多中日邦交遇到的现实问题。李先念副总理给池田先生介绍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在外界看来,粉碎四人帮的事件被解读为一场中共夺位风波。外界很关注这个国家即将向何处去。

那一年,值得着重提到的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邓大姐,请原谅我一直以来对邓颖超先生保持着这样的称呼。那是周总理去世以后,邓大姐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次接见外宾的时期。当时我们到北京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主持接待我们,当天晚上邓大姐也来了,那也是邓大姐第一次与池田先生见面。

东方新报:

请详细讲讲你们与邓颖超的交往。

洲崎:

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里,和池田先生交往最深,最广的就是邓大姐。其他的国家领导我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些官方场合的交往,交谈比较公式化,时间也有约束。而与邓大姐的交往却真正称得上是私人交情。池田先生和邓大姐有过6次见面,我都在场,会见的场合多是在邓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她说她不愿意在那些官方场合见我们,更愿意在家里,像一家人一样,拉拉家常,谈谈心。在她家里谈话的内容也很轻松、自由。

第一次见邓大姐的时候,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她跟池田先生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池田先生,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见面。因为恩来同志经常跟我提起你,所以我感觉认识你已经好久了。

这句话让池田先生和我们都感觉分外亲切,一下子把我们彼此的感情拉近了。

那次访华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我们即将离开北京的前夜。按惯例我们日方代表团会举办了一次答谢宴会,当时我们选择了在北海公园。

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当天,邓大姐突然选择要来,我们都觉得很意外,这属于很破例的一种礼遇。因为我们最初已经见过面了,大姐又来送我们,这真的已经超越了外交,成了人与人的感情。

邓大姐就是和秘书两人来的,那一天晚上,我终于开始第一次做他们谈话的翻译。邓大姐听我的口音就问我,你是香港人?我说是。她说哎呀我去过香港的,还在香港住过一阵子,然后邓大姐就突然开始跟我讲广东话,嘘寒问暖的,她的广东话非常地道,吓了我一跳。当时在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们俩在说什么。最后她还鼓励我说,池田先生是中国人的朋友,是中日友好很重要的一个人,要我好好跟池田先生做翻译。

那天邓大姐很健谈,对池田先生夫妻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彼此拉着家常,池田先生还让邓大姐回忆怎么认识周总理的,怎么和总理谈恋爱的往事。

邓大姐很大方的跟我们回忆了和总理一起留学的日子,从彼此写信、交往直至最后恋爱、结婚。邓大姐还跟我们讲起,总理在弥留之际曾经谈起将来的日子,把骨灰撒在中国的山河里,不要让人们知道撒在哪里。

池田先生还跟邓大姐回忆起曾经与总理的交往,总理曾经跟他讲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很喜欢樱花。那是1917年秋天,19岁的周恩来东渡扶桑求学。在日本的日子里,周恩来青年就住在东京中野华洲园一家农户的厢房里,当时街道两旁全是樱树。总理说,我从日本回国已经55年了,是1919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回来的。池田先生当时还跟总理说,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再来日本看看樱花。周总理回答:“是有这个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了”。

与总理相见回到日本后,1975年4月,创价大学在中日邦交恢复后,作为日本的大学,首次正式接受来自中国的首批6名留学生,同年11月,池田先生就和这6名中国留学生一起亲手在创价大学为总理种了一株周樱

回忆起往事,邓大姐和池田先生都很感动。

池田先生说希望邓大姐来的时候可以来看看这株周樱。邓大姐表示很感兴趣,说我早就听说樱花很漂亮,一直也想去看看。她问池田先生,樱花什么时候最漂亮,池田先生说,4月,也就短短的一个星期。你最好能够在明年4月能来。邓大姐说,那好,就明年4月。在交谈中邓大姐访问日本的事就这么定了。她说一直以来很多日本友人和妇女对中国很是支持,她想借这个机会向日本友人和妇女界表示感谢。

邓大姐要访问日本,这在当时成为一个大新闻。

果真1979年4月邓大姐就来日本了,她记得与池田先生的约定,也特别来看樱花。但单单不巧的是,那一年日本樱花的花期来得太早,邓大姐来东京的时候,东京的樱花已经谢了。当时从机场往市内走的时候,邓大姐特别注意一路的风景,她还问怎么没有看到樱花呢。她身边的人解释,很不巧,东京的樱花在上周刚刚的谢了。邓大姐很期待看樱花的,却没有看到,惋惜之情可以想见。

在见邓大姐的前一天,我们跟池田先生商量这个事。池田先生也很遗憾,觉得很过意不去。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日本的樱花是每年从南往北开的,东京的樱花花期过了,但是东北的樱花应该还在盛开的。于是他叫秘书打电话去问,终于得知,东北八重樱正在盛开,池田先生说,马上运一束来东京。第二天,一大束樱花就摆在了邓大姐下榻的迎宾馆的大厅里,当邓大姐进来一看到那束樱花就兴奋的不得了,说终于看到樱花了,终于不虚此行。这算是邓大姐来日本最温馨的一笔。

池田先生第五次去中国,见邓大姐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一次去中南海西花厅。那次是邓大姐特别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她说在公共场合太拘谨,说话不贴心。

于是我们就特意去拜访了邓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池田先生带去了为周总理种植的“周樱”、和为周总理夫妇种植的两株樱花的照片。中日两国青年代表在邓大姐访问日本后在创价大学的平安庭园里种植了两棵樱树,相依相傍,池田先生为其命名“周夫妇樱”。

那天邓大姐很高兴,跟我们说,我的院子里现在花开得很艳,我带你去逛逛。于是就一直带着我们在后院去看她的花,还带我们去看总理以前起居的地方。那一次大家感觉跟一家人一样。

之后只要池田先生访问中国都会去西花厅拜访邓颖超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