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崎周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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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需要千千万万个池田大作 3/4
《东方新报》 第859期 2012年7月19日

专访池田大作中文传译员、创价学会翻译局局长 洲崎周一
记者:王尔德、远藤英湖

东方新报:

池田先生最后一次见邓颖超是什么时候?

洲崎:

那是池田先生第七次访华,那已经是1990年5月,池田先生要在北京举办摄影展。当时邓大姐的身体不太好,一直在住院。池田先生说,这次就不要去打扰邓大姐了,我们捎个问候就好了。没想到的是,她的秘书竟然打来电话说,大姐特地从医院回到了家里,要见你们。池田先生觉得很过意不去,说我们早点去,早点回来,不要让邓大姐太费神了。没想到我们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已经站在门口在等我们了,本来她还是坐轮椅,但是那一天她连轮椅都不坐,非要走出来在门口迎接池田先生。

那一天气氛很特别,邓大姐跟我们说,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一些礼物给你们。池田先生说都这么熟了,您干嘛这么客气。邓大姐说也没什么是好送的,是一把象牙的裁纸刀,这是周总理身前一直使用的一个物品,我把它送给你,作为你和总理友谊的见证。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我们都知道总理很节俭,身前也没有什么东西,如今又把这个贵重的物品拿来送给我们。池田先生说,这是你们国家的国宝,我受之不恭。邓大姐说,没什么,我相信我这么做总理也是很高兴的。接着她又让秘书拿来一个白玉笔筒,说这是我一直用的一个笔筒,也作为我的一个纪念送给你们。

那天我们很荣幸得到了两个宝贝,那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两件物品将永久见证中日之间的友谊。直至最后大姐去世后,这两件遗物成为我们创价学会的重宝,估计现在整个世界也是罕见。后来邓大姐去世后,她的秘书来日本时跟我们聊天说,那两件遗物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总理走了后,他所有的遗物都被办公厅收去了。只是在西花厅的一些遗物没有来得及去取。当时大姐要把遗物送池田,很多人反对,觉得总理的遗物本来就很少,您又拿去送人,还送给一个日本人。邓大姐说,这事我已经拍板了,我知道总理和池田先生的友谊,也知道池田先生对于中日友谊的重要性,你们不要反对。

那一次去,正好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我们去访问北京。当时(1989年),全世界对中国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一切报道都很多,而且都很负面。

当时我们要去北京,很多人都叮嘱我们要注意一些,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劝池田先生不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去访问中国,而池田先生说,百闻不如一见,他要亲自去北京看一看。当时从中国也来了一些朋友,介绍了当时中国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当时连日本也停止了对华的援助。中国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希望池田先生伸出援手,帮个忙。池田先生考虑了很多,在遭到各方面反对的情况下,池田先生决定不止自己要去,还要带着人们去,他组织了一个300人规模的大型访华团,带着很多日本青年,以及各行业的代表一起去中国。说我要让你们亲眼去看看中国的样子。他要打破当时外界对中国的不良印象,他要通过当时访华的报道,让全日本的人都知道,中国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就在他访华之后,日本政府才逐渐解禁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在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池田先生伸出了援手,这也是中国很重视和信赖池田先生和创价学会理由之一。

1990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见了很多人,也最后一次见了邓大姐,我们对大姐印象特别深。当时也见了江泽民总书记,他亲自来看池田先生的摄影展。也见了李鹏总理,但印象最深的是邓大姐。记得我们从西花厅出来的时候,大姐还又跑出来送我们,我们在车窗里看到她朝我们挥手,渐行渐远。谁曾想,那次见面自此却成为诀别。

1992年邓大姐去世,我们都很悲伤。

从人情到外交,不冷不热的中日关系需要反思

东方新报:

作为池田先生的翻译,每次池田先生访华你都随行,您还对哪些中国领导人印象深刻?

洲崎:

我见过李先念、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主要的领导人,除了大姐以外,其他领导人都是在很官方、很紧张的场合见面的。

我觉得能够当那么多人口国家的领导人的确不容易,肯定有过人之处。有些给我感觉很有城府,有些给我感觉很有知识很有品格,有些则很有风度很有文学造诣。但很多都是在外交的场合,虽然气氛都很融洽,但由于都是代表政府的官方发言,没有和邓大姐之间那样的拉家常。

东方新报:

为什么谈起中日邦交很多亲历者都不由得回忆起上一代人的交往,但到了如今,却只剩下冷冰冰的外交辞令。

洲崎:

那时候国家之间的困难比较多,而要超越这些困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是人情,不是外交辞令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是彼此发自内心的信赖,需要坦诚的交流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中日邦交恢复的时刻,池田先生创立的公明党与周总理就是通过这样人情纽带,冲破了很多藩篱,达到了一些结果。在那段时间建立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但之后呢,两国外交的康庄大道已经铺好了,后来人都通过这条大道上来来往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外交辞令也从人情变成了客套话,表面功夫也就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两国利益问题摆在彼此面前,可能因此就逐渐的没什么人情可谈了,也没人愿意去捡起人情来谈。

东方新报:

如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很多人感觉中日关系跌入了新的冰点,彼此不冷不热。而且随着中日交往的深入,两国之间的好感却越来越低。

洲崎:

池田与胡锦涛主席2008年于东京会面,洲崎(左1)是其中一名翻译员

池田与胡锦涛主席2008年于东京会面,洲崎(左1)是其中一名翻译员

就我个人的主观来说,觉得一个是传媒的问题。比如以前池田先生去中国访问,每次回来后我们都把中国见闻和跟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告诉日本的媒体,但是每次日本的媒体都很失望,觉得没什么好报道的。因为我们谈的都是人情的温度,而他们需要的则是中日之间吵架的口水,或是出事的新闻。关于我们的人情觉得没什么好报道的。

比如池田先生和胡锦涛主席的交往,在胡锦涛主席还是全国青联主席的时候,1985年3月他带领500名青年访问日本,前一年是3000名日本青年去访华。池田先生当时就见到了胡锦涛青年,池田先生很重视这批青年,为此他从出差去的九州特意跑回来。

他知道这些青年是中国的未来和核心。胡锦涛主席和池田先生彼此谈得很好,一致认为两国青年应该多些交往。自此以后创价学会与全国青联每年都有青年交流。

到了2008年胡锦涛先生作为国家主席第三次访问日本。他通过使馆主动要求要见池田先生,他都记得23年前与池田先生见面的一些细节。

这次胡锦涛主席来的时候,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这一年的夏天在中国西藏发生了暴力风波,当时国际社会都纷纷关注发生在西藏的那场风波。

来日本后,和胡锦涛主席会见的差不多每个日本政治家,为了哗众取宠,也都不断地提西藏的问题,这形成了一股风气,仿佛不谈这个中日之间就没有其他可说的了,这当然让胡锦涛主席的日本之行不可能高兴,因此他们的对话里根本没有笑声。但与池田先生见面的时候,媒体第一次听到了笑声,觉得很好奇,纷纷都来问,你们在谈什么?为什么胡锦涛主席那么高兴。

但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和池田先生之间都是在谈友好,谈青年交往,谈文学、教育交流之类话题,很有展望性,所以彼此都很开心,但是这些内容对于日本的媒体来说,都是没有眼球的。

因此关于中日交往的新闻,有点报忧不报喜的倾向,经常只报道不好的,不报道好的,让人民感到好像只有坏事情在发生,两国永远在吵架。其实友好的,温馨的新闻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