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崎周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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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需要千千万万个池田大作 4/4
《东方新报》 第859期 2012年7月19日

专访池田大作中文传译员、创价学会翻译局局长 洲崎周一
记者:王尔德、远藤英湖

东方新报:

刚刚结束的中日舆论调查,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如今已经跌到了最低,有67%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洲崎:

从我们创价学会的立场来看,我们已经很努力去在各范畴推进友好了。另外,这或许也是一个世界趋势,冷战后的一种新对立,反观中国国内对于日本的反感也是在不断增加的。这还是两国之间沟通不够的问题,中日邦交40年了,每年我们中日之间的青年来来往往,包括现在日本的野田首相和中国的胡锦涛主席都是受惠于当年中日青年交流,最先了解彼此的领导人。但现在看来,两国民间的交流还是不够充分。现在通过媒体、通过官方政治渠道来增进两国的友谊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了,只有不断加大民间的交流,通过中日两国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能踏实增进两国友谊。

而且最近好像也缺乏了一些可靠的,有人际信赖关系的政治渠道,来处理各种两国间的问题。政府执政党(民主党)跟中国的关系很弱,也缺乏信赖。很多时候要怀疑当事人对过去像周恩来总理们这些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两国友好开辟道路的历史,究竟有何认识。是否要踏在前人所建下的道路上往前走,还是要把这些大路都破坏铲除,另建自己的荆棘小径。

东方新报:

为什么媒体觉得中日邦交四十年中日之间的交流却更少了呢?

洲崎:

我觉得可能是时机不好,去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举国哀痛,把日本人的眼光都吸引到了国内,日本人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应该多关注本国内的复兴,而中日邦交40年恰恰就是这个时刻,日本觉得自身难保,就无暇应对这些,也无法吸引更多日本人的目光。其次在日本国内政局不稳,风波不断。此前之所以中日之间关系密切,还是因为日本的执政党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颇有渊源,有很多的个人感情,从周总理至今始终是连贯的。而如今,民主党在国内不但四面楚歌,也自身难保,他们也没有能力以一个执政党的能力去把中日邦交的纪念日往前更推进一步。真的非常遗憾,中日关系此前那么好的一个局面,到了如今却成了不冷不热的现状,这需要两国政府反思的,因此现在只有民间才能负担起更多纪念中日邦交的任务。因为创价学会是个民间团体,虽然我们只能从民间的立场去推进,但我们会尽一己所能去努力推进这件喜庆之事。

东方新报:

你去过中国很多次,您对中国的这些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怎么看?

洲崎:

世界不断在变化,中国不断在崛起。如今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像此前那么简单,这也需要一些新的智慧。比如四川大地震,日本人感叹只有中国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复兴,这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这可能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好处吧。每一个制度都有它强与弱的方面。

另一方面,无论中国经济取得如何辉煌的发展,作为我个人还是更看重中国的教育。作为一个儒教传统的国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如今的中国却有些发展倒置,平天下和治国都基本达到了,但是在修身和齐家上却需要多下点功夫。这有些类似于日本当初的泡沫经济时代,好像很多人都向钱看。

我记得池田先生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对谈时,两人都非常看重二十一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觉得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定会给西欧以及全世界带来如何持续发展的睿智。因此我觉得中国在经济取得辉煌发展的将来,也应更发展文化教育,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日本到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敦煌

东方新报:

你去过中国很多次,哪些地方给您留下印象最深。

洲崎:

中国国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敦煌。池田先生第四次去访华的时候,见到了常书鸿老先生。在文革后的中国,与佛教有关的一切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创价学会是个佛教团体,当时中方认为应该找一些佛家来招呼一下,就找到赵朴初先生来跟池田先生谈谈佛法,之后就是常书鸿先生跟池田先生讲讲敦煌。没想到池田先生对敦煌很了解,很感兴趣。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有老师跟他讲过敦煌是个佛教艺术的宝库,他一直很憧憬那个地方,因此和常书鸿先生谈得很投机。听他讲当时敦煌的一些困难,池田先生即决定要帮一把,随即捐献了很多维修洞窟的器材和汽车等,那时候那些东西在国内是买不到的。之后创价学会对敦煌支持都很多。

当时池田先生就决定要把敦煌的现状对日本人广为介绍,在日本办一个敦煌展。随即就有了1985年的东京富士美术馆的敦煌展,观赏人次创出纪录。那时候正值日本热衷敦煌热。1980年,日本NHK拍摄了纪录片《丝绸之路》。影片播出后,无数日本观众为之深深感动,一股“煌热”顿时席卷了整个日本。自1980年起,敦煌蝉联“日本男性最向往异域排行榜”第一名长达10年之久。

展览的前一年我去敦煌,就是去看去选择一些展品,选择一些壁画临摹。那还是1984年,我头一次去敦煌,那时候敦煌什么都没有,洞窟还没有公开,更谈不上收门票了。但那时候的敦煌很迷人,后来旅游化之后就没有去过了。

东方新报:

请您展望下创价学会与中国的未来?

洲崎:

创价学会与中国的联系始终都很紧密。

首先在教育交流方面,中国来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都是在创价大学念书的。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驻日大使符浩大使,他请池田先生去大使馆,希望让程永华等6个人能够进创价大学。当时池田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还说他可以当他们的保证人,让他们到创价大学来上学。之后陆续接受中国来的公费以及私费的留学生至今。现在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占了所有留学生的很大比率。很多初时来的公费留学生现在都在国内担任很重要的公职。当然程永华大使就是其中一个表表者。

人际交流方面,创价学会的青年部和中国的全国青联每年也有各种交流。青年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对两国未来的良好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今后也会继续下去。

此外在文化艺术方面,民主音乐协会跟东京富士美术馆会陆续不断地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向广大日本人民介绍。

而且,最重要的我认为不单是创价学会这团体与中国的交流,而是通过在创价学会的活动中,接近一千万的会员培养出对中国的友好情怀,每人都会在各自的立场上去继承池田先生的思想,努力推进两国的未来友好。池田先生经常说,人民像大海,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就像大海上的船只。没有平稳的大海,船只不能来往航行。创价学会就是一股最强的民间友好势力,一个和平友好的大海。

洲崎周一简介

1953年生于香港。父亲日本人,母亲中国人,在香港进读直至高中毕业。毕业后来日,在早稻田大学进修日语后,考入创价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在创价学会从事中国关系和翻译等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