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崎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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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需要千千万万个池田大作
《东方新报》 第859期 2012年7月19日

专访池田大作中文传译员、创价学会翻译局局长 洲崎周一
记者:王尔德、远藤英湖

东方新报: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公明党创始人,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为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您一直作为池田先生的中文翻译和中国事务的代表之一,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作为中日邦交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更作为一个中国人,请跟您回忆一下您目睹中日邦交中的一些人与事。请先谈谈池田先生的近况。

洲崎周一

洲崎周一

洲崎:

池田先生身体很好,最近尽量抽多点时间写作。池田先生现在主要做的事情是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新人间革命》,和数位世界上的朋友在通过书面对话,在报纸上写一些鉴言与随笔来不断鼓励全世界的国际创价学会会员。有时也会就一些国际性问题发言或发表文章。

因为我一直在池田大作先生身边从事中国事务,他去访华,以及有中国客人来日本访问的时候我都会陪在他身边。最后一次我给池田大作先生做翻译,还是2010年5月,清华大学特意来东京授予池田大作先生名誉教授的称号,以表彰他为中日友好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教育和学术等方面的卓越业绩。名誉教授称号授予仪式在创价国际友好会馆举行,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程永华中国驻日本大使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都有出席。那是我最后一次帮助池田大作先生做公开场合的翻译。

1997年5月,池田先生在上海接受上海大学名誉教授的学位。那是他最后一次去中国大陆。2000年,他还去过一次香港。

池田先生对于中日友好长久以来始终都很关心,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很多与中国的民间交流都由池田先生率领的创价学会来承担主办。比如最近我们的民主音乐协会邀请了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大型唐代歌舞剧《长安月》访日演出。我们学会还计划将在合适时间再组织一批日本青年赴华交流。

池田与胡锦涛主席2008年于东京会面,洲崎(左1)是其中一名翻译员

池田与胡锦涛主席2008年于东京会面,洲崎(左1)是其中一名翻译员

当年中日邦交之初因为中日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多,池田先生是一个主要的渠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今世界已经大不同了,不能只靠池田先生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就连他自己也不断的跟我们说,“需要千千万万个池田大作”去做中日友好各个方面的事情。

好的是,他已经培养了很多这样的人才,在他所创办的创价大学里,他跟学生们经常讲起中国,因此创价大学也是日本大学里最偏重中国的一所大学,也是最多留学生,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大学。创价大学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中独当一面的人物。

如今创价学会就是依靠这些“千千万万个池田大作”去做中日友好事务的。

东方新报:

池田先生经常与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作家对谈,他还与香港的金庸先生有过一部对谈集。当时是您做的翻译吗?

洲崎:

我是池田先生和金庸先生对话的亲历者。最初是当时香港明报月刊的孙立川先生负责牵线的,他先是看了池田先生的书,之后他把池田先生推荐给了金庸先生,金庸先生表示很想见池田先生。见面后两人非常投机,相见恨晚,对于世界上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有共识,于是就有了对话的动机。

他们从1995年11月16日起开始对话的,是我第一次陪池田大作先生去香港拜访金庸先生,之后他们之间在香港、东京等地曾四度相谈,开始了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对话,都是我做翻译的。由于是两个文学巨人也是独当一面的社会运动家的对话,翻译起来时感到好像为两套百科丛书在建桥梁一样,非常吃力。那时候还是香港回归之前,那本书里还谈到了香港回归的一些事情,以及预测香港今后走向的对话。现在算来已经有15年了,香港的今天验证了两位先生的预测。那本书叫《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这本对谈录共分十二章,其中涉及了有关哲学、历史、政治、宗教、国际问题、武侠小说等诸多话题。

之后金庸和池田先生成了好朋友,他们希望出第二本对话集,但是因为金庸先生去了剑桥大学,这件事情就此就搁置了。

东方新报:

请谈谈您与池田先生是怎么认识的,您眼中的池田大作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洲崎: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池田先生,当时我在香港,那时候我父母都是创价学会的会员,池田先生曾多次访问香港。有一次他来香港,那时候我正好小学5、6年级,我父母很尊敬池田先生,我也觉得他很了不起。当他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也去送他,我记得他对我说,以后可以来日本上学,还跟我说可能要创建一所大学。当时我仅仅是个小学生,根本没想到考大学,但池田先生这么说让我很受鼓舞。

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参加了香港创价学会的活动,有机会接触池田先生的一些著作,觉得他的著作很有深度。那时候香港很多人都是去美国和欧洲留学,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去日本留学的年轻人。

1972年,我高中毕业就来到了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了一段语言,之后就考入了创价大学,当时创价大学刚刚成立不久。考上创价大学后,我就与池田先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觉得他不但高瞻远瞩,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池田先生对人的态度,他对眼前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视的,他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平等的看待。在我眼里他既是良师,也是人生的楷模。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父亲过世,那时候生活很拮据,在精神上池田先生给了我很多鼓励。

东方新报:

那你又是怎么开始做池田大作先生的翻译的。

洲崎:

当时70年代,在日本要找不到几个会讲中文的,要找一个能懂得中文和日文的人更是难上加难。虽然那时候是中日邦交已经恢复,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却多是政府公派人员,通过个人来日本的几乎没有。

1972年以后,因为周总理的关照,总理此前就听说池田先生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中日友好和恢复邦交曾经提到过倡议。因此周总理很早就通过使馆邀请池田先生,希望他能够访华。此前我根本没有去过大陆,在1972年之前香港人看大陆觉得还很混乱,大陆也很封闭,从香港根本无法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

当时中日邦交之初,一些来自中国的消息才逐渐被我听到。比如中国首个青年代表团访日等,这是当时在日本我听到的最初的中国新闻。

1974年我大一的时候池田先生访问香港,作为池田先生的学生我也随团去了香港,那是他第一次访问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有很多与香港人见面的机会他让我当翻译,之后在香港又开了一场创价学会大会,我担任会场其中部分的翻译。

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翻译经验,但池田先生很培养年轻人,放手让我去做,令我很感动。在他要回日本的时候,他把我叫到身边,说今年要去中国,想带我去做团的翻译。这对我来说,是个异常突然的消息,根本没有准备。因为我一直在香港长大,只会广东话和英语,但是对于普通话却是一窍不通。

池田先生问我,普通话和广东话到底有多大差距,我说真的很不同,普通话和广东话就像两种语言。池田先生很遗憾,他希望今后去中国的时候我给他做翻译。他的话使我动了心,我从此开始拼命学习普通话。在我个人也越来越觉得中日恢复邦交后,中日之间最需要的不是广东话而是普通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把普通话学好。

那时候中日刚刚恢复邦交,在日本很难找到有关中文的学习教材,当时在日本唯一能找到的中文材料,就是一些早几个月的人民日报,那是我当时唯一的中文教材。我就是通过这些材料开始接触中文的。

到了1978年,池田先生第四次访华,我终于随行去做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也是第一次用普通话做翻译,也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很多领导人。

外交从无到有,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人情

东方新报: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在这一年成功拨乱反正,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且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一次您随池田先生访问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洲崎:

那是1978年的9月,我们去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最后到了北京。那时候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像十几年前的香港,很怀旧。我们是晚上到上海的,从机场往市内走的时候,我看到城市里有很多林荫大树,但整个城市没有什么文化娱乐,黑漆漆的,也没有什么亮光。另外,苏州,无锡、南京这些城市,我此前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气息。

那是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多中国的领导。1978年的时候,中国国内还比较保守,不接受外国翻译在会见领导人的时候直接当翻译,我只是作为旁观者坐在现场陪同出席。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池田先生的是李先念副总理,他与池田先生谈了很多中日邦交遇到的现实问题。李先念副总理给池田先生介绍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在外界看来,粉碎四人帮的事件被解读为一场中共夺位风波。外界很关注这个国家即将向何处去。

那一年,值得着重提到的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邓大姐,请原谅我一直以来对邓颖超先生保持着这样的称呼。那是周总理去世以后,邓大姐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次接见外宾的时期。当时我们到北京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主持接待我们,当天晚上邓大姐也来了,那也是邓大姐第一次与池田先生见面。

东方新报:

请详细讲讲你们与邓颖超的交往。

洲崎:

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里,和池田先生交往最深,最广的就是邓大姐。其他的国家领导我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些官方场合的交往,交谈比较公式化,时间也有约束。而与邓大姐的交往却真正称得上是私人交情。池田先生和邓大姐有过6次见面,我都在场,会见的场合多是在邓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她说她不愿意在那些官方场合见我们,更愿意在家里,像一家人一样,拉拉家常,谈谈心。在她家里谈话的内容也很轻松、自由。

第一次见邓大姐的时候,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她跟池田先生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池田先生,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见面。因为恩来同志经常跟我提起你,所以我感觉认识你已经好久了。

这句话让池田先生和我们都感觉分外亲切,一下子把我们彼此的感情拉近了。

那次访华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我们即将离开北京的前夜。按惯例我们日方代表团会举办了一次答谢宴会,当时我们选择了在北海公园。

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当天,邓大姐突然选择要来,我们都觉得很意外,这属于很破例的一种礼遇。因为我们最初已经见过面了,大姐又来送我们,这真的已经超越了外交,成了人与人的感情。

邓大姐就是和秘书两人来的,那一天晚上,我终于开始第一次做他们谈话的翻译。邓大姐听我的口音就问我,你是香港人?我说是。她说哎呀我去过香港的,还在香港住过一阵子,然后邓大姐就突然开始跟我讲广东话,嘘寒问暖的,她的广东话非常地道,吓了我一跳。当时在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们俩在说什么。最后她还鼓励我说,池田先生是中国人的朋友,是中日友好很重要的一个人,要我好好跟池田先生做翻译。

那天邓大姐很健谈,对池田先生夫妻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彼此拉着家常,池田先生还让邓大姐回忆怎么认识周总理的,怎么和总理谈恋爱的往事。

邓大姐很大方的跟我们回忆了和总理一起留学的日子,从彼此写信、交往直至最后恋爱、结婚。邓大姐还跟我们讲起,总理在弥留之际曾经谈起将来的日子,把骨灰撒在中国的山河里,不要让人们知道撒在哪里。

池田先生还跟邓大姐回忆起曾经与总理的交往,总理曾经跟他讲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很喜欢樱花。那是1917年秋天,19岁的周恩来东渡扶桑求学。在日本的日子里,周恩来青年就住在东京中野华洲园一家农户的厢房里,当时街道两旁全是樱树。总理说,我从日本回国已经55年了,是1919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回来的。池田先生当时还跟总理说,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再来日本看看樱花。周总理回答:“是有这个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了”。

之后,池田先生还给总理赠送了一幅《樱花烂漫》。总理十分喜爱,让人一直挂在病房。此后,这幅画一直陪伴着病中的周总理,直至他一年多后辞世。

与总理相见回到日本后,1975年4月,创价大学在中日邦交恢复后,作为日本的大学,首次正式接受来自中国的首批6名留学生,同年11月,池田先生就和这6名中国留学生一起亲手在创价大学为总理种了一株周樱。

回忆起往事,邓大姐和池田先生都很感动。

池田先生说希望邓大姐来的时候可以来看看这株周樱。邓大姐表示很感兴趣,说我早就听说樱花很漂亮,一直也想去看看。她问池田先生,樱花什么时候最漂亮,池田先生说,4月,也就短短的一个星期。你最好能够在明年4月能来。邓大姐说,那好,就明年4月。在交谈中邓大姐访问日本的事就这么定了。她说一直以来很多日本友人和妇女对中国很是支持,她想借这个机会向日本友人和妇女界表示感谢。

邓大姐要访问日本,这在当时成为一个大新闻。

果真1979年4月邓大姐就来日本了,她记得与池田先生的约定,也特别来看樱花。但单单不巧的是,那一年日本樱花的花期来得太早,邓大姐来东京的时候,东京的樱花已经谢了。当时从机场往市内走的时候,邓大姐特别注意一路的风景,她还问怎么没有看到樱花呢。她身边的人解释,很不巧,东京的樱花在上周刚刚的谢了。邓大姐很期待看樱花的,却没有看到,惋惜之情可以想见。

在见邓大姐的前一天,我们跟池田先生商量这个事。池田先生也很遗憾,觉得很过意不去。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日本的樱花是每年从南往北开的,东京的樱花花期过了,但是东北的樱花应该还在盛开的。于是他叫秘书打电话去问,终于得知,东北八重樱正在盛开,池田先生说,马上运一束来东京。第二天,一大束樱花就摆在了邓大姐下榻的迎宾馆的大厅里,当邓大姐进来一看到那束樱花就兴奋的不得了,说终于看到樱花了,终于不虚此行。这算是邓大姐来日本最温馨的一笔。

池田先生第五次去中国,见邓大姐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一次去中南海西花厅。那次是邓大姐特别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她说在公共场合太拘谨,说话不贴心。

于是我们就特意去拜访了邓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池田先生带去了为周总理种植的“周樱”,和为周总理夫妇种植的两株樱花的照片。中日两国青年在邓大姐访问日本后在创价大学的平安庭园里种植了两棵樱树,相依相傍,池田先生为其命名“周夫妇樱”。

那天邓大姐很高兴,跟我们说,我的院子里现在花开得很艳,我带你去逛逛。于是就一直带着我们在后院去看她的花,还带我们去看总理以前起居的地方。那一次大家感觉跟一家人一样。

之后只要池田先生访问中国都会去西花厅拜访邓颖超大姐。

东方新报:

池田先生最后一次见邓颖超是什么时候?

洲崎:

那是池田先生第七次访华,那已经是1990年5月,池田先生要在北京举办摄影展。当时邓大姐的身体不太好,一直在住院里。池田先生说,这次就不要去打扰邓大姐了,我们捎个问候就好了。没想到的是,她的秘书竟然打来电话说,大姐特地从医院回到了家里,要见你们。池田先生觉得很过意不去,说我们早点去,早点回来,不要让邓大姐太费神了。没想到我们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已经站在门口在等我们了,本来她还是坐轮椅,但是那一天她连轮椅都不坐,非要走出来在门口迎接池田先生。

那一天气氛很特别,邓大姐跟我们说,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一些礼物给你们。池田先生说都这么熟了,您干嘛这么客气。邓大姐说也没什么是好送的,是一把象牙的裁纸刀,这是周总理身前一直使用的一个物品,我把它送给你,作为你和总理友谊的见证。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我们都知道总理很节俭,身前也没有什么东西,如今又把这个贵重的物品拿来送给我们。池田先生说,这是你们国家的国宝,我受之不恭。邓大姐说,没什么,我相信我这么做总理也是很高兴的。接着她又让秘书拿来一个白玉笔筒,说这是我一直用的一个笔筒,也作为我的一个纪念送给你们。

那天我们很荣幸得到了两个宝贝,那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两件物品将永久见证中日之间的友谊。直至最后大姐去世后,这两件遗物成为我们创价学会的重宝,估计现在整个世界也是罕见。后来邓大姐去世后,她的秘书来日本时跟我们聊天说,那两件遗物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总理走了后,他所有的遗物都被办公厅收去了。只是在西花厅的一些遗物没有来得及去取。当时大姐要把遗物送人,很多人反对,觉得总理的遗物本来就很少,您又拿去送人,还送给一个日本人。邓大姐说,这事我已经拍板了,我知道总理和池田先生的友谊,也知道池田先生对于中日友谊的重要性,你们不要反对。

那一次去,正好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我们去访问北京。当时89的时候全世界对中国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一切报道都很多,而且都很负面。

当时我们要来北京,很多人都叮嘱我们要注意一些,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劝池田先生不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去访问中国,而池田先生说,百闻不如一见,他要亲自去北京看一看。当时从中国也来了一些朋友,介绍了当时中国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当时连日本也停止了对华的援助。中国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希望池田先生伸出援手,帮个忙。池田先生考虑了很多,在遭到各方面反对的情况下,池田先生决定不止自己要去,还要带着人们去,他组织了一个300人规模的大型访华团,带着很多日本青年,以及各行业的代表一起去中国。说我要让你们亲眼去看看中国的样子。他要打破当时外界对中国的不良印象,他要通过当时访华的报道,让全日本的人都知道,中国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就在他访华之后,日本政府才逐渐解禁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在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池田先生伸出了援手,这也是中国很重视和信赖池田先生和创价学会理由之一。

1990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见了很多人,也最后一次见了邓大姐,我们对大姐印象特别深。当时也见了江泽民总书记,他亲自来看池田先生的摄影展。也见了李鹏总理,但印象最深的是邓大姐。记得我们从西花厅出来的时候,大姐还又跑出来送我们,我们在车窗里看到她朝我们挥手,渐行渐远。谁曾想,那次见面自此却成为诀别。

1992年邓大姐去世,我们都很悲伤。

从人情到外交,不冷不热的中日关系需要反思

东方新报:

作为池田先生的翻译,每次池田先生访华你都随行,您还对哪些中国领导人印象深刻?

洲崎:

我见过李先念、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主要的领导人,除了大姐以外,其他领导人都是在很官方、很紧张的场合见面的。

我觉得能够当那么多人口国家的领导人的确不容易,肯定有过人之处。有些给我感觉很有城府,有些给我感觉很有知识很有品格,有些则很有风度很有文学造诣。但很多都是在外交的场合,虽然气氛都很融洽,但由于都是代表政府的官方发言,没有和邓大姐之间那样的拉家常。

东方新报:

为什么谈起中日邦交很多亲历者都不由得回忆起上一代人的交往,但到了如今,却只剩下冷冰冰的外交辞令。

洲崎:

那时候国家之间的困难比较多,而要超越这些困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是人情,不是外交辞令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是彼此发自内心的信赖,需要坦诚的交流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中日邦交恢复的时刻,池田先生创立的公明党与周总理就是通过这样人情纽带,冲破了很多藩篱,达到了一些结果。在那段时间建立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但之后呢,两国外交的康庄大道已经铺好了,后来人都通过这条大道上来来往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外交辞令也从人情变成了客套话,表面功夫也就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两国利益问题摆在彼此面前,可能因此就逐渐的没什么人情可谈了,也没人愿意去捡起人情来谈。

东方新报:

如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很多人感觉中日关系跌入了新的冰点,彼此不冷不热。而且随着中日交往的深入,两国之间的好感却越来越低。

洲崎:

就我个人的主观来说,觉得一个是传媒的问题。比如以前池田先生去中国访问,每次回来后我们都把中国见闻和跟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告诉日本的媒体,但是每次日本的媒体都很失望,觉得没什么好报道的。因为我们谈的都是人情的温度,而他们需要的则是中日之间吵架的口水,或是出事的新闻。关于我们的人情觉得没什么好报道的。

比如池田先生和胡锦涛主席的交往,在胡锦涛主席还是全青联主席的时候,1985年3月他带领500名青年访问日本,前一年是3000日本青年去访华。池田先生当时就见到了胡锦涛青年,池田先生很重视这批青年,为此他从出差去的九州特意跑回来。

他知道这些青年是中国的未来和核心。胡锦涛主席和池田先生彼此谈得很好,一致认为两国青年应该多些交往。自此以后创价学会与全青联每年都有青年交流。

到了2008年胡锦涛先生作为国家主席第三次访问日本。他通过使馆主动要求要见池田先生,他都记得23年前与池田先生见面的一些细节。

这次胡锦涛主席来的时候,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这一年的夏天在中国西藏发生了暴力风波,当时国际社会都纷纷关注发生在西藏的那场风波。

来日本后,和胡锦涛主席会见的差不多每个日本政治家,为了哗众取宠,也都不断地提西藏的问题,这形成了一股风气,仿佛不谈这个中日之间就没有其他可说的了,这当然让胡锦涛主席的日本之行不可能高兴,因此他们的对话里根本没有笑声。但与池田先生见面的时候,媒体第一次听到了笑声,觉得很好奇,纷纷都来问,你们在谈什么?为什么胡锦涛主席那么高兴。

但事实上胡锦涛主席和池田先生之间都是在谈友好,谈青年交往,谈文学、教育交流之类话题,很有展望性,所以彼此都很开心,但是这些内容对于日本的媒体来说,都是没有眼球的。

因此关于中日交往的新闻,有点报忧不报喜的倾向,经常只报道不好的,不报道好的,让人民感到好像只有坏事情在发生,两国永远在吵架。其实友好的,温馨的新闻也挺多的。

东方新报:

刚刚结束的中日舆论调查,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如今已经跌到了最低,有67%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洲崎:

从我们创价学会的立场来看,我们已经很努力去在各范畴推进友好了。另外,这或许也是一个世界趋势,冷战后的一种新对立,反观中国国内对于日本的反感也是在不断增加的。这还是两国之间沟通不够的问题,中日邦交40年了,每年我们中日之间的青年来来往往,包括现在日本的野田首相和中国的胡锦涛主席都是受惠于当年中日青年交流,最先了解彼此的领导人。但现在看来,两国民间的交流还是不够充分。现在通过媒体、通过官方政治渠道来增进两国的友谊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了,只有不断加大民间的交流,通过中日两国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能踏实增进两国友谊。

而且最近好像也缺乏了一些可靠的,有人际信赖关系的政治渠道,来处理各种两国间的问题。政府执政党跟中国的关系很弱,也缺乏信赖。很多时候要怀疑当事人对过去像周恩来总理们这些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两国友好开辟道路的历史究竟有何认识。是否要踏在前人所建下的道路上往前走,还是要把这些大路都破坏铲除,另建自己的荆棘小径。

东方新报:

为什么媒体觉得中日邦交四十年中日之间的交流却更少了呢?

洲崎:

我觉得可能是时机不好,去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举国哀痛,把日本人的眼光都吸引到了国内,日本人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应该多关注本国内的复兴,而中日邦交40年就恰恰发生在这个时刻,日本觉得自身难保,就无暇应对这些,也无法吸引更多日本人的目光。其次在日本国内政局不稳,风波不断。此前之所以中日之间关系密切,还是因为日本的执政党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颇有渊源,有很多的个人感情,从周总理至今始终是连贯的。而如今,民主党在国内不但四面楚歌,也自身难保,他们也没有能力以一个执政党的能力去把中日邦交的纪念日往前更推进一步。真的非常遗憾,中日关系此前那么好的一个局面,到了如今却成了不冷不热的现状,这需要两国政府反思的,因此现在只有民间才能负担起更多纪念中日邦交的任务。因为创价学会是个民间团体,虽然我们只能从民间的立场去推进,但我们会尽一己所能去努力推进这件喜庆之事。

东方新报:

你去过中国很多次,您对中国的这些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怎么看?

洲崎:

世界不断在变化,中国不断在崛起。如今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像此前那么简单,这也需要一些新的智慧。比如四川大地震,日本人感叹只有中国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复兴,这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这可能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好处吧。每一个制度都有它强与弱的方面。

另一方面,无论中国经济取得如何辉煌的发展,作为我个人还是更看重中国的教育。作为一个儒教传统的国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如今的中国却有些发展倒置,平天下和治国都基本达到了,但是在修身和齐家上却需要多下点功夫。这有些类似于日本当初的泡沫经济时代,好像很多人都向钱看。

我记得池田先生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对谈时,两人都非常看重二十一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觉得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定会给西欧以及全世界带来如何持续发展的睿智。因此我觉得中国在经济取得辉煌发展的将来,也应更发展文化教育,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日本到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敦煌

东方新报:

你去过中国很多次,哪些地方给您留下印象最深。

洲崎:

中国国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敦煌。池田先生第四次去访华的时候,见到了常书鸿老先生。在文革后的中国,与佛教有关的一切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创价学会是个佛教团体,当时中方认为应该找一些佛家来招呼一下,就找到赵朴初先生来跟池田先生谈谈佛法,之后就是常书鸿先生跟池田先生讲讲敦煌。没想到池田先生对敦煌很了解,很感兴趣。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有老师跟他讲过敦煌是个佛教艺术的宝库,他一直很憧憬那个地方,因此和常书鸿先生谈得很投机。听他讲当时敦煌的一些困难,池田先生即决定要帮一把,随即捐献了很多维修洞窟的器材和汽车等,那时候那些东西在国内是买不到的。之后创价学会对敦煌支持都很多。

当时池田先生就决定要把敦煌的现状对日本人广为介绍,在日本办一个敦煌展。随即就有了1985年的东京富士美术馆的敦煌展,观赏人次创出纪录。那时候正值日本热衷敦煌热。1980年,日本NHK拍摄了纪录片《丝绸之路》。影片播出后,无数日本观众为之深深感动,一股“煌热”顿时席卷了整个日本。自1980年起,敦煌蝉联“日本男性最向往异域排行榜”第一名长达10年之久。

展览的前一年我去敦煌,就是去看去选择一些展品,选择一些壁画临摹。那还是1984年,我头一次去敦煌,那时候敦煌什么都没有,洞窟还没有公开,更谈不上收门票了。但那时候的敦煌很迷人,后来旅游化之后就没有去过了。

东方新报:

请您展望下创价学会与中国的未来?

洲崎:

创价学会与中国的联系始终都很紧密。

首先在教育交流方面,中国来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都是在创价大学念的书,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驻日大使符浩大使,他请池田先生去大使馆,希望让程永华等6个人能够进创价大学。当时池田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还说他可以当他们的保证人,让他们到创价大学来上学。之后陆续接受中国来的公费以及私费的留学生至今。现在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占了所有留学生的很大比率。很多初时来的公费留学生现在都在国内担任很重要的公职。当然程永华大使就是其中一个表表者。

人际交流方面,创价学会的青年部和中国的全青联每年也有各种交流。青年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对两国未来的良好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今后也会继续下去。

此外在文化艺术方面,民主音乐协会跟东京富士美术馆会陆续不断地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向广大日本人民介绍。

而且,最重要的我认为不单是创价学会这团体与中国的交流,而是通过在创价学会的活动中,接近一千万的会员培养出对中国的友好情怀,每人都会在各自的立场上去继承池田先生的思想,努力推进两国的未来友好。池田先生经常说,人民像大海,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就像大海上的船只。没有平稳的大海,船只不能来往航行。创价学会就是一股最强的民间友好势力,一个和平友好的大海。

洲崎周一简介

1953年生于香港。父亲日本人,母亲中国人,在香港进读直至高中毕业。毕业后来日,在早稻田大学进修日语后,考入创价大学。大学院毕业后,在创价学会从事中国关系和翻译等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