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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大地万里无垠
深圳大学(199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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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是一所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年轻学府,能得到在此讲演的机会,我感到无上光荣。

今天光临的蔡校长去年11月曾访问日本,举行了授予我贵大学名誉教授的仪式,这是我终生的荣誉。在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贵大学和创价大学之间那时还签订了学术交流协定,迈出长久友好的第一步,让我们共享这一喜悦。

我初次访问深圳正好是二十年前,1974年5月。

星霜二十载,此次故地重游,深圳的辉煌发展,勃勃生气,令人有瞠目之感。林立的高层建筑,壮观的现代化道路,街头快活的亚洲各国游客……,作为一个祈愿贵国繁荣、日中两国友好,并为实现此愿望而行动的人,我从心底感到喜悦。

随着苏联、东欧的剧烈震荡,世界进入被称为“冷战之后”的时代。但是,“取决于美苏的和平”这一冷战构造瓦解以后,人类将建构什么样的和平的世界体系,尚不清楚。善恶且当别论,总之,超级大国的力量一直是纠纷扩大的抑制力,而现在以什么取代它,来防止不断发生的地域纠纷,逐步实现和平呢?

联合国的力量还远远不足。从索马里PKO(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就能看出,即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也动辄有陷入地域纠纷泥淖的危险。坦率地说,在世纪末的今天,与数年前沸沸扬扬的民主化潮流相反,面对包括民族和宗教在内的接连不断的骚乱,恐怕大多数的人会感到束手无策、只能袖手旁观吧。

去年末,我在东京与联合国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秘书长会谈,双方曾谈及联合国的未来构想等诸多问题。秘书长等许多人在为走入死胡同的国际局势寻找突破口,对于他们付出的辛勤努力,我深表敬佩,并且,我们也从民间的角度尽力协助、支援。

与此同时,笼罩世纪末的阴霾来自何处,这种宏观的视点也不应忽略。因为若不侧耳倾听深深的水流,即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博士所说的“归根结底,创造历史的水底的平缓作用”,则展望二十一世纪也是不可能的。

面临这一课题时,当即跳入我们眼帘的,大概是这样的历历景象:世界,尤其诸发达国家,没有驶向未来世纪的海图和罗盘,人们无所适从,一片荒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分析带来资本主义兴隆的宗教原因,在那本名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末尾,他预感到,在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不可一世的“没有头脑的专家”、“没有良心的享乐主义者”,不过,对于事实是否会如此,他慎重地作了保留,说“谁也不知道”。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杞忧似乎并没有以杞忧而告终。

现代社会里泛滥着人种、毒品、暴力、教育荒废、家庭崩溃等各种问题,欲望与本能横流。

几年前,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这本著作,正当冷战结束之时,在全世界引起反响。

他在书中借用尼采(Nietzsche)的话描述“历史终结”时出现的“最后的人”形象,说:“自由的民主主义产生‘没有胸襟的人’,即只是由‘欲望’和‘理性’所构成,凭着长期对私利私欲的盘算,能精明地寻找新方法去不断满足自己琐碎无聊的要求,欠缺‘气概’的人。”无须赘言,这里的“欲望”就是韦伯所说的“享乐主义者”,“理性”就是指“专家”。

归根结底,问题就是“人”本身。因为人逐渐忽视了“做人的根本条件”,所以现代文明危机的本质,的确是“人的危机”、“人性的危机”。

在此,我想请各位注意近年来遽然引起瞩目的东亚、特别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源源涌流的、独特的“人本主义”水脉。贵国最近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震惊全世界,究其远因,我相信不能无视这“人本主义”的因素。

距今大约二十年前,世界着名的英国东方问题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称号时在他的讲演中曾一语道破,说:在满天神佛失去权威的现代,需要追求“一种不受超自然力量所支配的伦理的思路、一个伦理的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世界通用的贵重贡献”。不消说,“超自然力量”的代表就是基督教的神。欧美社会的伦理性思路和模式的基础,本来就受到“超自然”的支配,即建立在与神的约定上。他们之所谓伦理,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规约之前,首先是一种作为神的仆人的“人”,和神之间所交换的规约。

譬如,富兰克林有着名的十三德行--“节制”(Temperance)、“沈默”(Silence)、“规律”(Order)、“决断”(Resolution)、“节俭”(Frugality)、“勤勉”(Industry)、“诚实”(Sincerity)、“正义”(Justice)、“稳健”(Moderation)、“清洁”(Cleanliness)、“镇定”(Tranquility)、“贞节”(Chastity)、“谦让”(Humility)。虽然这些都是以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为背景的,但在很多地方,与东方的传统美德共鸣,具有普遍性。和儒学中所谓仁、义、礼、智、信相比,也并非性质有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为人的理想形象,富兰克林热烈地被福泽谕吉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所推崇,也表明了这一点。

东西方伦理中重要的分歧,就是在于有无与神的约定。十三德行具体表现了美国资本主义勃兴时期的典型道德风气,支撑它的是贯彻禁欲、蓄积财富去符合神的心意、努力称为神的光荣证人这种信仰。

的确,这种信仰产生了富兰克林等许多富于自制心和博爱之情、颇具魅力的人。但是,此后历经百年、二百年,随着对神的信仰日渐淡薄,与之配套的德行也开始褪色了。结果,缺乏道德的产业社会现状,就是充满着如刚才福山所描写的“最后的人”。正因为如此,时代要求的就是无须神等“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符合人性的伦理规范。

因而,我对于贵大学的口号--“自立”、“自律”、“自强”,非常注意。自我独立、自我约制、自我图强,这里有一种立志将来成长为担负中国的、坚韧挺立的人的气概。

但是这里的所谓“自”,虽然是“自己”、“自身”等词语的根干,却与在欧美有根深蒂固传统的“个”(Individual)差异很大。“个”意味着作为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的孤立的个人,与之相对,“自”这一文字,决不限定于一个人,带有自在的深度和广度。通晓宋代、明代中国思想史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在研究考察“自然”、“自得”、“自任”等词语时,感叹地说:“采集他们议论中层出不穷的带有‘自’的复合语,足以编成一本新儒学的伦理学用语辞典。”

多达足以编成一本绚烂多彩的伦理辞典,其理由牵涉到中国传统的对人的观念。汉字的“人”表现出人与人互相支撑的样子,是中国思想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仁”也是由“人”和“二”构成,意味着“人”相对、沟通、互爱。就是说,不会有单个的人,人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体,而且,这种联系不限于人的世界,还扩展到自然界和宇宙,构成万物浑然一体的有机的整体。简而言之,这就是澎湃在宋代朱子学里的中国传统对人的观念、对自然的观念。

并且,我还想提出,这与佛教不个别观察人与事物,而重视相关性、相互依存的“缘起观”密切相通。

如此,从有机的对人的观点来看,森罗万象皆与人不无关系,一切都直接关联到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说来,这就是基于人本主义的“恰如其分”的思考方法。正如所谓“为人的科学”、“为人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经常返回“人”这基点,看看是否“恰如其分”,验证一切现象的意义、善恶、过与不足。这样的人本主义在东方思路中随处可见,而中国思想是其典型。

孙中山先生正是具有最优秀的人本主义感觉的人。《三民主义》里有关于自由的独考察。

“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

草率一读,很可能误作汲汲于权力的国家主义者的发言。但是,这一节文字出自论“民权”之中,是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者的发言。不过,孙中山先生之所谓自由,不在书籍或观念当中,而只活在民衆的生活意识、生活的真实感觉当中。所以,他认为抽象的、划一的、处处适用的自由之类是虚构的,把它强加于现实,迟早会发生难以适应的现象,远远游离了“恰到好处”,而变成了“适得其反”。

总之,我认为,自由的实像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探索、构筑。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所谓人的现实,是民衆生活里的真实感觉的别名,如果分了开来,就不是“为人的自由”,而是“为自由的人”,陷于本末倒置。

中国人民这种现实感觉所具有的特征,是灵活而深邃的人本主义构想,虽然逻辑上显得矛盾,却并不立即互相排斥,而是热情地把交错着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整个社会包容起来,通过实践去模索更好的答案。换而言之,不是二者选一的部分观感,而是通达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一种止扬合一的全体观感。自由这个名词的搏动,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时刻变化无穷的现实里去听取、去感受的--孙中山先生的自由观感,不正是出自中国这种典型的全体观感吗?

这种思路现在也自然地反映在贵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前年秋天采用这一体制以来,中外议论纷纷。确实,从某一方面来看,以计划经济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结合,也许是以竹接木,一个不合情理的难题。实际上,这样的冷嘲热讽也很多。

但是,我认为应慎于轻率判断和肤浅见解。如果跳出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于以止扬合一的全体观感去把握事物的人本主义之下,便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邓小平先生在有名的《南方讲话》中坦率谈论了股票、证券等市场要素的引进。

他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实在是种灵活而博大精深的对应方法。

我曾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访华时拜访过邓小平先生,他所阐述的对中国的发展与繁荣的展望,言犹在耳。

自在地运用“恰到好处,毫不夸张”的尺度,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当与否,而加以调整--这种做法,使人不被经济摆布,彻底贯彻推行“为人而有的经济”,显然是人本主义的思路。这种慎重方法,从渐进主义的手法上也清楚可见,即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举导入,而是让深圳等特区先行试验,判明是否可行,然后徐徐推进改革。

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破天荒的拼配,也一定是中国在面对着种种的困难中,不断反覆试验,并且把来自历史淘汰作用的负面控制在最小程度,在谋求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中所能够采取的最大限度的选择。考虑到贵国人口、版图等的庞大,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左右二十一世纪的命运的人类史实验。全世界都屏息注视着中国的动向。我作为一个老朋友,情不自禁地衷心祝愿贵国的成功。

说到底,一切始于人,归结于人。在经济方面,倘若不是如儒学“德本财末论”优良传统所显示的“恰如其分”的调节起作用,就只会助长蔓延世界的世纪末病--拜金主义风潮吧。李约瑟博士说“伦理的思路”、“伦理的模式”时,热切期望着对这种风潮的反题。而汤因比博士说“中国肩负着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合与和平的运命”时,清楚明确地估计了贵国历史所蓄积的人本主义的道德力量。

现在,各位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前端的深圳,自立、自律、自强,朝二十一世纪奋飞,目标所向,我相信一定符合李约瑟和汤因比两位博士的描绘,是“人本主义”一望无垠的大地。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贵国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表达我对于敬爱的各位的心情。

“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

谢谢。